--背着沉重的恐惧与耻辱，每一次口吃都要在自己的心中被反复咀嚼千遍，在耻辱柱上划上一道重重的、不断加深的伤痕；而且，生活是那么的无边无际，于是这个耻辱柱也有着足够的空间和厚度让我划上无数道深不可测的伤痕。

七年的黑暗到来之前，我很调皮，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但我也很爱哭，迟到了被老师训也会哭上好久。但七年的黑暗来临之后，尽管有那么多那么重的耻辱时刻压在我心头，我却再也没流过泪。

--即使是爷爷去世的那年，我上高二，在爷爷的灵前和坟前我硬是没有一滴泪，我只有痛骂自己：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连泪都没有了？！ 1992年，我度过了三年黑暗的高中，终于考上了大学。我是在极度的自卑和极大的压力之下完成了高中学业的，我的成绩一直没再好过，我觉得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自卑和恐惧压抑了我的能力。那一年，我考上的是师范学院，它在当时是没人愿意上的大学，因为老师待遇太低，很不受人欢迎，那时人们"找对象"还基本是宁愿找售货员也不找老师。我以前就总感觉自己是垃圾，与人与己都毫无用处，考大学也是一样，最后被扫到了一所垃圾学校之中，以后要做一个让人瞧不起的老师。更糟的是，我口吃，老师要靠讲话吃饭，我连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都说不出来，如何做教师？ 我上的是本科，父母还是挺高兴的。我也有点高兴，但"垃圾"感并没减轻多少。

四年本科的前三年是我更黑暗的三年，因为我离开了父母，由县城到了徐州，一个中等城市，要学会照顾自己了。尽管父母经常来看我，但毕竟他们离得远，还有自己的事做，绝大多数时间还是要我自己生活。尽管我尽量避免与人交往，便但还是有好多事必须要做的。比如买饭，买饭票，与到街上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出去做公共汽车。对于别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的简单事情，对我来说却常常意味着巨大的恐惧和耻辱。买东西，说出自己所要的东西的名字，这是三岁的小孩子都会做的，但我不行。比如，在食堂买饭，里面有好多菜摆着，但我说不出菜的名字，那些简单的字眼，茄子，芹菜，黄瓜，西红柿，我就是说不出来，幸好我还可以用手指，然后带着自己无能的耻辱端菜离开。买米呢？虽然是在北方，但食堂卖馒头的时候很少，大概是米比面卖得便宜，但做熟了卖的价格却是一样的，所以我大多数时候只能吃米饭。买菜我可以用手指，但买米饭呢？面对一大桶米饭，你要说买多少才行，我没办法说出那个"三两"或"四两"，我常常为此恐惧，在排队时，我心里就会象课堂提问前一样紧张，想着如何能说出那耻辱的两个字。幸好，我发现一个"好"办法，先将饭票撕好，递给卖饭的师傅他就明白了；再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伸出几个手指，他们一看就明白了。

--好，饭菜终于都买好了，可以吃了，但躲在一角落独自吃饭时，那因为逃避说话带来的耻辱感还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多盼望我能象其他人那样一下子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坦然而高兴地吃饭！

买饭的问题暂且算是解决了，但是，买饭菜票呢？当时要饭菜票分开买，饭票买米饭馒头，菜票买菜，哪个都少不了，这是用手指和伸几个手指头难以解决的问题。说买"二十块钱的菜票"和"十斤饭票"每到临近月末就又沉重地压在我心上，面对一个巴掌大的、只能看到一张无表情的脸的小窗口，我如何说出那几个沉重的字？我常常让人代买，虽然也有那种恨自己无能的感觉，但恐惧毕竟过去了。总是找人代买也不好，我怕别人那怀疑的眼光，我觉得他们会以为我是怕口吃才这样的。于是我常常要自己面对那个恐怖的小窗口，我希望我后面没有人，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我口吃时的无耻嘴脸了，但是，常常有人在我后面，我就要在无边的耻辱中昏天暗地地过上好几天。其实，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写在纸条上，递给那个人就行了，这样，恐惧就都被这张小小的纸片消弥了。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是何等的羞愧，女售票员那狐疑的眼光让我感到了更大的耻辱。从此我不愿再写纸条装哑巴。

坐公共汽车也是一样，三岁小孩子都能报出的站名，我报不出，当售票员边收别人的钱边向我靠近时，那种经历过千万次的恐惧感就抓住了我。幸好，我多数能说得出来，但我不愿接受那种恐惧和耻辱。也许，如果我愿意花钱，市场经济改革能解决我坐车的问题的，当时出现了一种私人承包的中巴车，不问到哪儿，通票一块，这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大家一样，都不用说话，都不用报站名，我就没什么耻辱可言了。可是，公共汽车只要二毛钱，中巴车要一块，一份菜也才四毛钱！一个结巴有资格这样奢侈吗？于是，我有了一个决绝的做法：只要有时间，宁愿走路，不坐车，这样既省钱又没了恐惧，只不过，十几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我常常要走一两个小时。这样，我就常常在徐州的大街上匆忙地走，不看风景，不进商店，就那么走。

大学也有英语课，虽然不再让背课文，但课后练习的做法还与高中时一样，都是按顺序排，这样大约每两周我还是有一次被提到的恐怖时刻。那种在众人面前讲话的恐惧仍然紧紧抓住我。我还是常常卡住，沿续以前在课堂上的一贯作风，我比以前进步的是，我会说"不会"或"没做"以推脱，大学老师宽容得多，也不为难我，就让我坐下，让下一个同学回答。尽管如此，在没有提问的日子里，我还是要为英语的提问担心。而且，提问之外的其他独立生活的困难仍然牢牢地压在我身上。我的语言能力一日比一日退化，我日益感到，我以前能说出来的好多话，现在都不能说了。社交恐怖症也越发严重，甚至在理发店理发时都紧张得浑身发抖。

此时，在大家眼中，我是一个可怜又害羞的男孩子，他们对我很同情。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书看的不少，但课讲得乏味无比，而且毫无自信，一次他却突然一反常态的提学生念古文，大概是看学生不听他的课，要以此警示。很不幸，他提到了我。我很想能读下去，但还是卡住了，他很生气，让我站着，不理我，提其他的学生读。我没感到太难堪，因为我感觉到了那之后同学们对这位老师的敌意，而且，这种敌意多半是因为他惩罚我引起的。由此，我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我在大家心目中没那么糟。同学们的同情招来了报复，自诩很少难为学生的古典文学老师挖空心思抓了十个人不及格，其中就包括我。我又感到了愧疚：同情我也会招来如此灾难，是不是我注定了是个灾星？

大学三年级就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有了变化。我开始走出黑暗。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两次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从此以后，我也由大家眼中的一个害羞男孩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恶徒。

有爱的愿望，当然从青春期就开始了。但中学时期是禁恋时代，而且，那时根本不敢想去恋爱，年龄那么小，又没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再有我总觉得自己是垃圾，所以只是对女孩子有好感，根本不敢有什么表示。上了大学，看见校园内成双成对的少男少女，我也只有羡慕而已，也暗中喜欢过几个女同学，却只在心里骂自己是不配有爱的人。大学三年级，我却鬼使神差地也要去爱了，居然写起了情书。我明白，自己尽管极端自卑，在恋爱季节也还是希望有女孩子原谅我的无能给我一点爱的。第一封情书是写给本班一个瘦瘦的女孩的，后来才知我过于封闭，竟然不知道她早已有了男友。反正是这次暗恋让我臭名昭著，同学们往日的同情没剩多少了。我好象这时才开始认识到人性之"恶"，道德的力量第一次令人窒息地加在我身上。我难过了好久，爱的痛苦有时要比口吃的痛苦更难熬：口吃的痛苦是强烈而持久的耻辱感，而爱的痛苦是突如其来的彻夜难眠。第二次恋爱更可笑，对我转变的促进也更大。我一直认为是那女孩"勾引"我，我因为口吃，一心想绕开说话成功，喜欢写点文章，常常在公共阶梯教室一坐就是一天，省时间又省钱。就这样遇上了她，我那一级分成两个班，她在另一个班，她很用功，一个能坐一百多人的大教室经常只有我与她。也许，我的那种在女孩子面前的局促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或许她将我对女孩子的不敢接近当成了对她的轻视。她做了不少在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举动，比如忘记钢笔让我拣着，反正一个月之后，我已经爱得很深了，痛苦也日升，越爱越为自己的口吃和无能痛苦。但是，我的痛苦和犹豫只让她更来劲。我一封封的情书写给她，或许仍不能让她原谅我的无能。最后，我写信告诉了她我的口吃，结果是她带了另一个男生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另外她那些"小动作"却仍然在继续。一天，我终于爆发了，当众将她臭骂了一通。事后，我常常苦笑着想道：这就是一个口吃者的恋爱故事。爱的时候一言不发，等终于开口时却是大骂。

这一骂，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能量"，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我的形象。

这两次事件主要发生在大学第三年。后来想想我才明白，原来是大三没了英语课，最大的恐惧消失了，我那因为恐惧而紧崩的神经松了下来，有了"余暇"做些别的事。刚过20岁的我，或许在内心期待着一个温柔的爱来拯救自己，当压抑我多年的恐惧渐渐褪去的时候，我希望真的有一个女孩子能走入我的生活。但是，结果是失败。因为此时，我最多是40%的正常人。

大骂之后，我有了两个收获，一个是原来我也可以如此"厉害"；另一个是，我丧失了所有的支持，大家一致认为我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我心中开始充满愤怒：原来所谓的众口铄金就是大众将道德毫不思考地、无情地压在别人身上。

这促成了一个最大的后果：在"道义"远离我的同时，我的自我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