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人性恶的观念支撑着我。我对人的定位就是人是恶的，人是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人随时会无情地伤害别人，所以，我自己也不必考虑别人。而在那黑暗的七年，我多么"象"一个好人，将自己定位于魔鬼，只能给别人带来灾难，我多么恨自己，那时我活得多么胆战心惊，总怕打扰了别人，甚至任何时候开关门都不敢发出一点响声，生怕影响了别人或让人讨厌；每当我听到其他人说别人怎么不好时，我都很惊讶，因为说人的人和被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很亲密，他们背后为什么这样？我不能接受，我觉得自己很善良。由于我不敢说话，没有对看宿舍的老头笑脸相向表示尊重，有一天他们甚至以我没带学生证为由不准我进宿舍楼--他们觉得我这样旁若无人地进出"他们的"楼对他们是莫大的侮辱。在经过了大学后两年的那么多事情之后，我好象明白了，不能把人想得太好。在硕士三年，我对人的态度就相当决绝，不想理的人看都不看，而且渐渐信奉适者生存的原则。或许，这种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能度过那黑暗的七年，感觉自己活着已经太"赚"了，没必要再委屈自己；二是，既然人那么恶，那么自私，我没必要客气；三是自己考上了研究生，怎么也会有口饭吃--我又怕谁？！

硕士三年收获不小，我靠自己的拼命劲头硬碰，三年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有三篇是国家级。由于我对人的态度比以前更冷，平时看不惯我的人不在少数，包括管研究生的那个小官僚，其他人为了做个研究生会的小官而给他送礼，我就不理他。他想方设法卡我，但卡不住，比如评奖学金，我的文章在那儿，他没法阻止，我报销书费时，他故意让我等，我就不求他，就等，我只鄙夷这样的人为何总能掌握权力。但是，我不要他们经手的那些"好处"，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他们的所为只能让我更加轻视他们，而且我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他们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我的成绩对他们尤其是一种痛苦，在汇报成果时，我们发表的文章是那些小官僚的"政绩"之一，当时的"政绩"汇报中一共只有五篇国家级的文章，有三篇是我的，他们就不提我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恨得牙痒痒的，我感到挺快意。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我虽然仍然害怕说话，怕与人交往，但口吃带来的耻辱感却越来越弱。以前口吃一次的痛苦要好几天都难以摆脱，现在口吃一次居然转脸就忘。一种良性循环形成了，自信越强，口吃越轻，口吃带来的耻辱也越少，最终对我本身的"正常化"带来良好的效果。在硕士毕业时，我感觉自己至少已经是65%的正常人了。

研究生的第二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爱，一个与我同岁的女研究生成了我的女友，我知道了拥有爱情之后心中的充实和安宁，我们经常有说不完的话，我在她面前总滔滔不绝，甚至两人在小山上连说八个小时的话而不觉日之西沉。我似乎别无所求，唯有看书了。 有了爱，我的性格的偏激也有一定的缓和，但我整体上还是以前的态度。有一次马列主义课的作业我就恩格斯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将自己的"恶理论"推而广之，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恶为动力，先是黑暗多些，这是"必然"的，等发展到一定程度，"恶"的互相碰撞之下自然会有规则出现。老师给了我92分，其他人好多只得了六、七十分，我真是很得意。

硕士毕业也有毕业实习，要给本科生讲几节课。我这次没将课全背下来，也顺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对我来说可能仍然是个难题。但我似乎也不太紧张。基本没有出问题。 硕士第二年结束时，女友考博士去了上海，我又面临了考博的任务。虽然父母希望我留在徐州，但我要走得更高，他们还是表示了对我的支持。我又开始准备博士入学考试。

博士考试的面试让我十分紧张，我害怕重复硕士面试时的那一幕，因为我的博士导师是全国很有名的学者，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而且竞争很激烈。面试时，导师让我们十几个报考者都坐在一起，轮流发言。我牵肠绞肚地等到最后才发言，还好，虽然说得不多，但总算没出问题。我又成了博士生。正式入学之后，我明白遇到了今生所见的最好的老师。很巧合的是，我的博士导师也口吃，但他不怕任何形式的发言，而且朋友极多，我发现学术界的好多一流学者都是他很好的朋友。在导师面前，我总是汗颜，我明白我即使到他这个年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恢复到他现在的程度。我能做好的只是为了自己，好好地过，因为与人交往总是我的一大困难，或许，在多年的自我折磨中，精神上被摧毁的东西太多，只一个社交恐怖症，精神病的一种，已经让我终生难以完全恢复。 导师对我很照顾，他在我的学问上花费的功夫要比在其他同门身上多得多，比如尽量多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上课都是讨论式的，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还让我采访一些著名的学者，锻炼我的社交能力。但每到这时，我都感觉自己的力不从心，那种恐惧仍然抓住我，这让我宁愿不说和少说。 此时，我观点已在变化，导师有他的立场，他在大力批判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他的意思是要关心那些农民和工人。我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在最初其实只是给了我一个拒绝与人交往的借口，但是当我得意地将它推而广之，就有很大问题了。比如在父亲面前我曾将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素质低看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归咎于农民的"不争气"，且振振有词地说世界是由那些有知识的人支撑的。后来想起来真的很惭愧：自己从农民中走出来，却又给他们扣上这样的帽子。 这本来是个学术性很强的大问题，却对我对生活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影响。以前读硕士时我也知道人是有善的一面存在的，但我面对的却只有恶，要以一种以恶抗恶的姿态与之对抗。这样做尽管很快意，但也惹来不少麻烦，因为我不掩饰，这使那些其实对我没有敌意的人也远离了我。独来独往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事，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孤独。说到底，我其实是在因为口吃逃避和拒绝与人交往，因为，我感觉一个人走总减少了好多受伤害的可能。--这又是社交恐怖症在我心中投下的巨大阴影。

我开始更多地相信人性中善的存在，因为我明白，自己心中时常有着多么强烈的善的期待！当然人总是要首先为自己的考虑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已是正常人性的最好写照。观念和地位的改变同时改变着我的人生态度，我尽量帮助人，比如给老师同学修电脑，收获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虽然几年的"恶生存"大大减少了我"垃圾"感，但在时常会有的挫折经常让恢复那种自己太无能的感觉，在利用自己的一点长处为别人帮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对别人还有用，不再是"垃圾"；另一方面，同学和老师也借此对我的了解多了一些，为我有一个融洽的生活环境提供了好的条件。这都能直接促使我的口吃好转。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文科博士留上海高校很困难的情况下，在导师的全力帮助下，与我电脑技术结合，我留在了上海的高校，其中我修电脑给老师学生留下的较好印象也起到了小小的作用。

博士的三年，我的那些口吃"并发症"，比如在陌生的场合就浑身发抖等，消失了大部分。用"大部分"这个词，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我还会小小地"发作"一次，虽然发作不会象以前那么严重，但那种无能的"垃圾"感常常还是有的。尤其是在与学术界的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与他们在一起应该有好多的收获，但这种亲近感和恐惧的冲突总是我羞愧。

--相对于"恶"，"善"常常更让我难过。

导师对我太好，我在他面前就口吃得格外厉害。和他通电话是我口吃最严重的时候。对于仍然有社交恐怖症的我，我有办法对付恶，对于善，我却束手无策。对于"恶"人，我通常不理了事，有事情也是以几句简洁有力的话迅速了结，几乎不口吃，而且感觉很"酷"。对于对自己很好的人，我常常无话可说，想说什么，嗓子总象堵了东西的水龙头，吭吭哧哧地让自己难受，听的人也难受。我奶奶是太善良的一个人，一生只说别人好话，对我亦是赞不绝口，好象全然不知我也做过不少恶事，比如小时候我偷过她的钱，奶奶在十年前却因为中风失去了说话能力，那张一生只说人好话的嘴再也不能说话，但奶奶又很清楚，近九十岁了还不糊涂，她又想管太多的事，不能说话让她变得急躁。但对我没急躁过，我一般半年才见奶奶一次，但当我坐在她身边，想告诉她我半年来的生活情况时，我却说不出来，只能那样干坐着，奶奶也不看我，也那么木然地坐着，这时，我就感觉我自己好无能。 不管怎样，我还是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变好，每天都在进步，

当我毫无阻碍说出一句又一句以前根本说不出来的话时，当我能伸出一只稳定而有力的手的时候，当我在众人面前能很放松又一脸冷酷地一言不发的时候，我多为自己骄傲！

我现在仍然坚持的人生信条：

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每天都发生着几百亿件事，没有非认识不可的人，没有非做不可的事。

--我的要求不多，只要我还能活着。

有了这种信念，我似乎能活得更象自己，而且活得很悲壮。

但是，谁又能说那种与人为善的宽容和祥和安宁的融洽不是一种更好的人生感觉？

--我是说，一个对社会如此排斥的人，怎么都不能算是很正常的人。

加一句，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最多75%是个正常人。

而且在这个人生信条的支撑下，我易走极端。与不少朋友就因为一件小事就再不来往；过于偏激的态度也让我处事极不成熟。我的工作虽然在高校，导师担心我不能代课，所以只是做科研人员。而且，由于我的社交恐怖症不能完全消除，与妻子也不能很好地相处，因为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事，但我，能照顾的仍然只是自己。

最后，我的另一人生信条是：不后悔。

--既然你的性格和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你的最后选择，那么，不管出现了何种结果，你都只能将选择看成是最好的选择，结果也是最好的结果。

世间没有完美的东西，即使你因为另外的偶然因素做出了另外的选择，也会有另外的因素使你的完美设想变得欠缺。

最完美的永远是"如果"。

我希望我能恢复得更好，那么，我的不后悔也是更"正常"的不后悔。

--一句不断生产着新的希望的老话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说：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