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新贝尔格莱德区的樱桃花大街上，春天，在5月来临。

    一栋残破的建筑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在甦生的荒芜蔓草间更显寂寥，而据此百米，萨瓦河和多瑙河水静静流淌，日夜不息。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该陌生的地方，5年前的那些日子里，13亿人从广播、电视、报刊上无数次看到这里的砖头瓦砾、断壁残垣。在镜头里无数次闪回的惨痛和鲜血成为那个春天难以磨灭的印象。

    然而，当我们为策划这个5周年纪念专题，而同远在贝尔格莱德的友人交流时却得知，在这个悲剧的原发地，在这个中国曾举国同情和声援的土地上，人心冷漠——即使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曾为此付出过鲜血和生命。

    贝尔格莱德老城的对岸，5年前5枚导弹的弹着点——就像那个曾经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科索沃战争片的名字一样——在为新生活奔忙的人们心中已成为“无主之地”。“那里什么都没有变，甚至那枚没有爆炸的导弹。”友人在电话那端的声音平静，但突然、几乎同时，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平静背后的悲哀，一时间，交谈中断——面对一个你曾经为之真诚呐喊的民族的集体失忆，我们所能做的仿佛只有失语。

    清华大学事后所作的一份关于中美媒体报道的比较中指出，“《人民日报》上最打动人的照片，是三位遇害的中国记者的遗体以及痛断肝肠的受害家属；而《纽约时报》上最打动人的照片是美国大使尚慕杰透过他（驻华使馆）办公室破碎的玻璃窗往外看。《纽约时报》上也有中国人哀悼遇害者的图片，但却没有遇害者本人”。

    而就是尚慕杰——这个被认为是“自司徒雷登之后对华最友善的美国大使”——在一位美国记者担心地询问“这些年轻学生如此反美，中美关系怎么办？”时如此作答：“不用急，不过几天，同样这些学生就会排着队再到这里来，苦苦申请赴美签证”（刘亚洲《美国论》）。

    “炸馆”，一个新词的诞生和传播，不仅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对于美国感知的分水岭，同时也触动了自改革开放后对美国情感暧昧的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在之前和之后发生的更多事件中（如中国威胁论、银河号事件、撞机事件、李文和事件、2000年申奥事件等等），中国人对于自己曾经固有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不仅开始了整体反思，而且最终导致了整体修正。

    这种修正遍及各个领域，从人权观到新闻观，从普遍道义到民族理想，正如网上的一位不具名的网友所言：“是的，明天我还是要去（申请签证），但是原来我可能不会回来，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这种使命感的甦醒，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甦醒，毋宁说是大国意识的甦醒。中国人在落后了多年后，通过一次强度极其剧烈、代价极其高昂的痛楚后，仿佛重新获得了质疑西方的自信。

    刻尔凯廓尔在《哲学断想》中写道：“伟大之民族必备伟大之痛苦。”也许对于前南人民的冷漠、对于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学生暴徒”、对于尚慕杰的预言，我们会暂时因为茫然或惊诧而失语，但是，就像清华园中那个为纪念“五四”运动牺牲者所设的残柱一样，在遥远的贝尔格莱德，那座无人看管的废园，业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一座无字断碑——断碑虽无语，但能铭刻痛苦，能防止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