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14日清晨，我突然不会说话了。
先是开不开卧室通客厅的门，急得我团团转。忽然想起对门邻居家放着我一把钥匙，我可以求人帮忙把门打开。我站在阳台上观望，看见一楼的李老师晨练回来了，便张开嘴巴喊他，想把这件目前对我来说最紧急的事情告诉他。我一张开嘴才发现我不会说话了。我的嘴张开了，发出的却是另外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声音。李老师听到这种声音一抬头看见了我。他问我怎么了？我还想把那句话告诉他却还是说不出来。这时候我才完完全全意识到我不会说话了，我吓坏了。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便是不停地说，用这一遍又一遍的不是说的说来抗拒我的不会说。楼下的人越聚越多，许多熟悉的面孔仰着脸望着我。我听到大家在问我你的钥匙呢你的钥匙呢？我还想告诉他们那句话，可我还是说不出。我就这样无奈而焦急地站在阳台上，听着我的声音远离我的身体远离我的大脑，我无能为力。我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喉管发出的声音了。现在一想起自己孤身一人站在阳台上的无奈和尴尬就心里难受。那是一种无言的悲壮的宣告，也是一种无言的悲壮的质疑，宣告和质疑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不会说话了呢？
幸亏邻居们帮忙总算把门打开了，大家七手八脚替我打电话叫急救车急急忙忙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指着他手里的病历袋“开封淮河医院”这几个字叫我念，我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可就是说不出来。医生又问我10减1是多少？我知道是9可我就是说不出这个“9”字……
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这种病叫“命名性失语”，是专管命名(名词)的那根极精细的脑神经受到了伤害。听到这个病的名字我感到一阵战栗，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隐喻，是需要我用有生之年去抗拒的宿命。我知道这是知性神明对我的一种提醒，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鼓励我要鼓起勇气去抗拒失语。我这辈子实在是太喜欢命名了，我无法忍受那黑乎乎的莫名的无语的日子，也无法忍受他人对我的强制性命名。我不愿意逆来顺受，不愿意让“他者”说我什么我就心甘情愿地领受。青年时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一个明知是要批判“个人主义”的大辩论中，我不顾好心的同学的劝阻，几乎是跳上了大礼堂的讲台，向1000多名老师和同学们宣告了我对“个人主义”的命名。我说个人主义是“小马达”，集体主义是“大马达”。“大马达”固然是十分高尚的，但“小马达”也自有其生存发展的权利。我用“积极有为的个人主义”为我的“小马达”命名和辩护，并以此辨析对个人主义的误读(把它等同于极端利己主义)和反驳对我的批判。我的不识时务的命名为我带来了一个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和一个“小马达”的绰号。这是我青春浪漫期一次最快乐和最难忘的命名。1989年秋天我由当代文学研究转向了女性文学研究，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也是要为女人争得一份命名的权利，要学会自己回答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和我是什么这些难题。从此，我领悟了命运之神的指引，我的有生之年有了一种新的意义，那便是抗拒失语。
抗拒失语就是敢于倾听和应答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是让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是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也不说那些虚假的不知所云的“他者”语言，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被膨胀的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所蛊惑和劫持，就是用语言之光朗照自己内心的蒙昧和黑暗，就是从罩在我们头顶的那张失语的大网中突围而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锻炼身体，好好活着，否则前面那些个“就是”便是空谈便是泡影，便会成为我临终前永远的遗憾。因此，我把1998年5月14日清晨这个生命的瞬间，看做是上帝向我敲起了“注意保重身体”的警钟。
每天经受肉体和词汇的双重死亡
灵魂如何避过这些滚石
节节翘望
(舒婷：《最后的挽歌》)
舒婷说出了觉醒后的女性那双重的焦虑：生命的焦虑和语言的焦虑。我听到生命断灭的脚步声和失语的脚步声就在我的身前身后追踪，听到了语言的暴力如同西绪弗斯山上的滚石碾过我的灵魂。可是我不愿意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我要以自己的虔诚和热情，翘望语言那神奇的命名的力量救赎我那无名的灵魂，翘望语言之思把我引渡到诗意的居所，引渡到语言那“存在的家园”。(刘思谦) |
